作者按：這是第三次以媽媽的身份為巷仔口寫文，謝謝小編接受我的母親節「卡位」。婚後堅持要做一輩子「梁小姐」的我，已經記不得有多少次以「澎澎的媽媽」介紹自己。這不是宣告梁小姐主體的消逝，而是對現在的我而言，媽媽的身份確實開啟一段嶄新的奇幻旅程。這篇文章的觀察來自我正在進行中的母職研究，以及自己和身邊朋友的經驗。謝謝慷慨和我分享媽媽經的妳們，願我們在愛中保有悠游自在。母親節快樂！

阿澎剛出生沒多久，澎爸就跟我討論「島內移民」的可能性。因為反思自己都市求學的不愉快經驗，他一直很擔心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會遭遇類似的體制創傷。當時澎爸有個轉換工作的機會，地點就在首先開辦公辦民營中小學的宜蘭。澎爸非常嚮往這類學校創新、尊重孩子受教權、強調家長參與等多元發展的精神，移居宜蘭成為我們育兒路上的第一個重大選擇。之後，常會遇到朋友好奇我們「孟母三遷」的決定。作為社會規範與性別角色期待下的主要兒童照顧者，媽媽被賦予要承擔教養、教育相關安排的責任。我總是會鄭重再三澄清，我們家的版本是「澎爸三遷」。

「澎爸三遷」的故事在朋友圈內獲得相當多的肯定，我們被視為是負責任、為孩子著想的「好爸媽」。相較之下，近來上新聞的「猛男爸爸」，雖然他背著小孩修理紗窗的行為，獲得不少女性顧客與網友的好評，但後續也引發主責社會局的關切，認為小孩沒有獲得適當的照顧，需要社工盡快介入協助。澎爸和猛男爸爸除了挑戰媽媽等於照顧者的刻板性別分工外，不同的育兒安排和相關評價也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兒童的「需要」？「理想」的照顧？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政治理性的修辭強調個人選擇與風險管理的重要，如何影響我們父/母責任的要求和期待？主流的意識形態又是如何影響我們習慣以「正確」、「最好」等價值來評價親密關係與愛的形式。

家庭/孩子優先、工作第二？

因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全球化的影響，多數男人的薪水無法獨立支持家戶的日常所需和運作，傳統的男性養家模式逐漸式微，雙薪家庭成為現代社會的常態。「職業婦女」（working mother）一詞的出現，不但顯示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受到鬆動，也象徵已婚婦女就業這件事情不再是文化上的絕對禁忌，而是越來越普遍的現象。1980年代之後，台灣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的逐漸成長也反映上述的社會變遷。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從1983年的35.3%上升到2014年的49.76%。雖然婚姻與生育是婦女退出勞動市場的主要因素，回顧過去30年來已婚以及育有18歲以下子女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仍呈現明顯增加的趨勢。以育有年齡未滿六歲子女的女性為例，她們的勞動參與率在1980年為26.43％，遠低於整體的婦女勞動參與率。但到2014年，相同群體的勞動參與率已達62.28%¹。

相較於80年代，今天更多的女人在有了小孩之後，所要面臨的選擇不再只是「要不要繼續工作」的單選題。美國社會學家Arlie Hochschild（1989）以「第二班」（The second shift）的概念，描述女人從職場下班回到家後，還要面對永無止境的家務工作和育兒照顧²。在《第二班》出版了逾二十年的今日，現代職業婦女所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是當代母職的重要特徵，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專家論述的權威性，以及在育兒過程裡，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勞動、情感和金錢的投資³。受到密集母職論述的影響，女人不僅要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協商或尋求平衡，更要承擔「家庭/孩子優先」的好媽媽期待。她們得憂慮在工作之餘，是否給予孩子足夠的注意力、陪伴的時間與充分的照顧，同時也必須努力排除工作對家庭生活的干擾。當女人辛苦的在家庭與工作間協商、平衡的同時，加拿大學者Bonnie Fox的研究發現，已婚男人並不需要承擔相同的文化期待，對他們而言工作與家庭的順位排序從來不是個議題⁴。

以孩子為中心：守護「脆弱」的心靈

社會學家的親職論述，並進一步指出當中的轉變以及對父母教養觀與實作的影響。1930年代之後，「愛的教育」逐漸成為美國主流的教育哲學，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包括留學美國知識份子的回歸、知識的跨界傳播等等，80年代以降的台灣不再獨尊家父長權威式的管教方式，開始強調以兒童為主體的教育，這同時也反映了西方個人主義思維的影響。個人主義對個人自主性（個人有能力選擇他要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的強調，不僅支配我們重視的價值，也影響現代心理治療專業對個人的建議。專家論述主張個人要有自由做選擇的能力，他才能處在最健康的狀態。這種心理治療的取徑對當代的育兒實作產生顯著的影響，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教養態度與方式成為孩子心理健康的關鍵。

我的社群網站經常出現同為媽媽的朋友們分享的親職文章，其中「情緒教養」的討論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這反映了我們面對孩子時的焦慮。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專家學者和被視為教養模範的「專業」媽媽（以及少數的爸爸），斗大的標題「父母的必修課」、「高EQ是給孩子一生最好的禮物」等等，都在強調情緒教養的重要性，影響之大包括孩子未來的學習成就、人際關係和社會適應。受到個人主義與兒童心理發展論述的影響，這類文章一方面主張每個兒童氣質的「獨特性」，父母應該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換個角度看」，才能用接納和等待的態度察覺到孩子「真正」的需要；另一方面則強調父母的責任，「五種父母應該拒絕的教養態度」、「八種讓孩子EQ更差的教養語言」等絕對性的指導態度，主張父母的主動學習可以避免發生「一輩子無法彌補的錯誤」。

「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哲學遮蓋了育兒實作的性別議題。女人作為媽媽，不僅被期待為孩子的最佳照顧者，也擔負主要的照顧責任。天真、脆弱、易受傷的心靈，需要媽媽的引導、個別關注與守護。「孩子（需求）優先」的論述，認為稱職的媽媽應該將自己的需求放在孩子之後的次要順位，這也反映在大多親職教養的文章往往聚焦在孩子身上，而不是關切媽媽本身的需要。當討論到媽媽的需求時，總是和孩子的福祉息息相關，「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強調的也不是女人如何可以同時保有對工作與家庭的責任，而是如何將家庭/孩子擺放在第一。對孩子高度的關照，仰賴的是女人犧牲對自己身心的照顧，我們不僅頌揚以孩子為優先的媽媽，也責備沒有遵守此一絕對標準的媽媽被是「自私」、「不負責任」的。

孩子是我的責任：風險、計畫與個人選擇

在現代社會中，風險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我們的日常生活充斥各種不確定性與危險的因應。我們被要求要發展與具備理解、計算和管理風險的能力。母職與育兒實作的也深受風險論述的影響，勝任的母親同時應是個稱職的風險管理者，藉由個人的理性選擇和決定，她們能避免或減少發生在孩子身上的危險。受到密集母職論述的影響，媽媽不只要仔細研究各樣可能的風險，更要參照「專家」意見發展因應的計畫與策略。

在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我們認為個人有義務要為自己負責：認真工作、積極表現，也包括透過「選擇」來避免可以計算的風險。既有的研究發現，媽媽們透過強調她們在育兒過程中的「選擇」來表現她們對於母職與小孩的獻身和投入，同時建構了好媽媽與壞媽媽的身份認同：好媽媽能藉由「自由選擇」替孩子規避風險；不負責任的壞媽媽則任由孩子的生活充滿失序跟危險。這類環繞在「自由選擇」的語彙修辭，不僅是高度性別化的，也呈現特定階級的優勢。除了媽媽被視為最了解小孩的人，責無旁貸的要負起責任外，我們經常忽略個人的選擇能力是受到所處的社會位置所決定，包括有形的物質條件與無形的各樣資本。

育兒起跑點上的不平等

和許多媽媽一樣，我對所有與孩子相關的「正確」、「最好」總是感到十分焦慮。作為一個兩歲孩子的媽媽，我會擔心自己的「不小心」成為日後影響孩子的傷痛；作為一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我不斷努力的平衡「孩子需求」與「自我需求」的翹翹板。我選擇哺餵母乳，直到孩子自主的斷奶。因為食安風暴，我開始採買有機的食材，減少外食的頻率。想要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我堅持在五點半之前從保姆家接他回家、回絕晚上與假日的工作會議與應酬。壞脾氣與急性子的我，也常閱讀「專家」文章，反思自己與孩子的互動。

但我知道這些看似自由的選擇，反映的是我相對優越的社會位置。例如：學術工作時間的彈性（以及擁有自己一個人的辦公室）使得我結束產假重返職場後，可以繼續母乳哺餵。但大多數的職業婦女要面對職場對母乳媽媽的限制與不友善。母職不只是親密情感與愛的表現，也揭露「我們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不平等現實。過於強調自由選擇的價值，將孩子的照顧視為媽媽個別的責任，忽略了資源分配的不均，也讓我們難以倡議政府的角色以及照顧公共化的願景。

參考資料

1. 資料來源為2014年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2. Arlie Hochschild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3. Sharon Hays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Bonnie Fox (2009) When couples become parents: The creation of gender in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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