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次的家暴諮商中，輔導員對於某學員阿國說了這樣子的話：

你今天看起來不一樣喔⋯⋯不像以前一樣，髒髒的就來上課。我們學心理學的都知道，人穿衣服的方式不一樣時，說話的態度也就會跟著轉變，人要是穿著乾乾淨淨，語言的使用也會比較有分寸⋯⋯如果你在課堂上都穿成這樣，很難想像你在家會是怎樣?要是穿得那麼隨便，那你說的話是不是就會像你的穿著一樣粗魯，沒分寸呢?

各位是否覺得心理學這麼說，有點道理？大概很少看到穿晚禮服或西裝的人，會嚼檳榔或口出惡言吧。所以是否只要我們穿著比較正式一點，我們的談吐是否也會跟著稍微正式？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其實當天，阿國一如往常，在上課時間準時出現，只是他今天不是從工地直接過來，所以沒有以前骯髒邋遢的樣子，難怪老師會讚美他。但是，人的穿著就可以表現一個人的「本質」嗎？從工地過來上課，如果沒有回家換乾淨衣服，是否就代表了他這個人「粗魯、沒分寸」？而這樣子透過「穿著品味」來評斷一個人，反映了現代階級社會的什麼問題呢？

以文化形式呈現的階級遊戲規則

不同階級的人，對於自己的階級文化通常都很熟悉，但是對於另外一個階級的文化，不僅不熟悉，而且還經常有比序、比高下的情況，例如上面這位輔導員透過外在服飾的符碼，來評判一個人的文化高低。文化，在當代社會，經常就是用來判斷一個人階級高低的遊戲。

過去社會學在解釋階級的時候，多半都是從個人是否有資本／資產，或者從事哪些職業來判斷，某個人屬於哪一個階級，例如水電工跟工程師就屬於不同階級。不過法國的社會學者Bourdieu說，經濟因素與物質條件，雖是解釋階級差異的最終準則，但階級的遊戲規則，乃是以文化的形式呈現。Bourdieu認為，所謂「好／壞」品味的背後，乃是宰制階級的「文化偏好」，藉此用來區分自己與「粗俗」他者之間的差異，進而鞏固自身的優勢與正當性。例如20世紀引入亞洲、台灣的古典音樂、西洋畫作，都被視為「好品味」的藝術，但是台灣民間吹Si-so-mi的鼓吹，或者幫忙畫遺像的畫師，都不登大雅之堂。

階級污名的烙印是如此沉重，指控不但嚴厲且讓人難堪，導致許多工人階級不願提起自己的出身。英國女性主義學者Skeggs認為，當工人階級女性在面對階級不公的審視時，中產階級受人尊敬的性別展演，則成為她們值得模仿但卻不易做到的因應策略。值得模仿，乃是因為當工人階級女性被（誤）認為是中產階級，就可以不用再背負階級的污名；不易做到，則因要能舉止嫻雅、受人尊敬，先須熟知「正確」的知識，能夠對自己的作為感到自信無誤，乃是中產階級的特質。

然而，工人階級在模仿的過程中，不但要擔心自己畫虎不成反類犬，害怕因露出馬腳而受到中產階級的嘲笑，同時也要顧忌來自於同儕對自身所謂「裝腔作勢」的指責。在這與上（中產階級）跟下（工人階級）的矛盾比較過程，說明了所謂「階級的情感政治」，也解釋了工人階級在面對宰制階級的價值，可能會感到「欣羨」與／或「忿怒不公」。再者，藉由模仿的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到被污名化的他者，如何憑藉「仿傚」支配者的形象，來彌補自身位階上的不足，同時也讓階級差異的魔咒，不斷複製。

喝米酒，就知道你是下層社會的！

在某次的家暴團體咨商時，輔導員對有喝（米）酒習慣的阿樹（未婚，42歲，待業中，領有殘障津貼）說：「你有沒有覺得你自己走路都怪怪的⋯⋯或許你自己主觀認知不覺得，但⋯⋯可以由別人對你的觀察，來客觀的認識自己⋯⋯」，接著他也邀請大家給阿樹建議，大家也紛紛發言。

阿信：米酒便宜嘛，想喝醉但買不起酒的人，都會喝米酒，這種人大腦已經受損了⋯⋯都長期躺在床上，腳都沒有甚麼肉⋯⋯半夜想上廁所，但因喝太醉，或是腳無力，很容易就尿失禁、尿在床上⋯⋯。

阿良：米酒以前都是「蕃仔」在喝的⋯⋯現在很少人在喝米酒⋯⋯。

阿新：喝酒不好，所以我很少喝（酒），但要喝就喝OX，最少也是人頭馬⋯⋯。

從「走路姿勢」真的可以看出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怪怪的嗎？其實從另外三個學員的回答來看，喝酒並不是問題，而是「喝什麼酒」才是問題。喝高檔的、貴的，就不會有問題，喝米酒就是「蕃仔」、不入流的人。透過物質消費的展示，我們很輕易地就可以去判定一個人的階級身份，而不管此人過去的任何經歷，這就如Bourdieu說的：「宰制階級的『品味』標準，不但『理所當然』成為社會上行事的準則，也用來進一步用來區分自己與『他者』的不同，然而『好』品味背後，乃是階級審視的眼光 。」

就以阿樹的例子來看，，當大家熱烈討論阿樹酗酒問題時，卻沒有人提到阿樹那天上課前剛買了一本《朗文英語字典》，也是在場唯一擁有大學文憑的成員。換言之，階級的污名是如此強大，不但可以漠視阿樹的文化資本與教育程度，更因錯誤的文化品味，將他不穩的步伐，連結到「肌肉萎縮」、「大腦受損」，與酗酒之間的關係。

從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不僅是中產專業人士會對他者進行階級的評價（例如輔導員對於穿著骯髒的阿國評價、對於阿樹走路姿勢的評價），階級的評價也會在男性之間不斷進行相互凝視、比較（即使是大學畢業的阿樹，也因為喝米酒而被判定是低下階級）。透過這樣子的過程，特定的觀點成為了有價值的觀點，特定人說的話才算得上是有份量的話。

那麼，那些才是有價值的社會觀點呢？那就是良好的情緒管理，這個是台灣社會宰制階級最為高唱的價值。

「良好」的情緒管理: 實踐中產階級價值

「情緒管理」常常是我們參加心靈諮商團體最重要的課程內容之一，市面上許多的書籍，也都在教導我們如何管理我們的情緒，達到自我提升的目標。沒辦法達成情緒管理的人，通常會被認為是不理性、無理取鬧的人。

在某次的授課過程中，輔導員透過介紹「現實治療法」，解釋「理性選擇」可以改變個人的行徑。為了提供學員更清楚的圖像，輔導員在黑板上畫一輛車，其中兩個前輪分別代表「認知」與「行為」，而兩個後輪則是「生理」與「情緒」，車子前面則有兩條可選擇的道路，一條是「不再犯（家暴）的光明太陽之路」，另一條是通往「烏雲再犯的報復之路」，意在告訴學員，「如果你願意，你的理智可以掌控你的情緒，就像方向盤可以決定車子前往的途徑，至於會不會再犯家暴，也完全操之在你手裡⋯⋯。」

而依照我們聽到某輔導員的看法，能否成功做到情緒管理，則完全取決於個人的能力與選擇：

輔導員：……很多時候……你們（家暴學員）是情緒在前面引導著你……為什麼很多人都跟你們有同樣的情形……可是只有你們才來到這裡，那些跟你們有類似問題的人都走到哪裡去? ……來這裡最大的目的就是藉著別人的提醒來察覺自己走偏了，調整情緒，認識自己，改變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要能成功的管理憤怒的情緒，就必須打從心理認同情緒管理的重要，不該覺得那只是一種強加在你身上的價值，而是你看待你自己，或希望別人看待你的一種價值……。

似乎輔導員認為，只要是心智「健康」的人，都應該能做到情緒管理；家暴之所以會發生，似乎也說明家暴男性「偏差」的人格特質與不健全的心智。學員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老師們最大的問題是⋯⋯老覺得我們心理有問題，老是想要治療我們⋯⋯我們一說話時，便指著我們鼻子罵說我們說話的語氣還帶有著恨⋯⋯。」

心理諮商不只是中產階級用來建構理想自我的手段 ，它也利用自身所熟悉的語言，提倡高人一等的(階級)價值。透過心理諮商的衡量標準，中產階級便容易成為情緒管理的模範生，不但具備良好的自制力，也能成功抗拒社會的不良誘因；反觀工人階級因(被中產階級認為)心理層次貧乏，自然也就無法擁有情緒管理的特質，除了像小孩一般衝動、「易受(外界)影響」，鄙俗的文化也需要再教育。

然而，工人階級「低下」的文化實踐，卻是中產階級價值得以存在的條件；唯有透過他者粗魯過露的情緒表現，才能襯托自身優雅、自制的情緒展演。看見中產階級 (理想) 的人格特質，並不等於說明工人階級人格的必然缺陷；但透過階級的不公凝視，工人階級的文化習性，卻被用來解釋他們情緒管理失敗的原因，「鄙俗的」情緒場域，造就了工人階級薄弱的道德感。再者，能在遭遇困難時，不慌張失措、不輕易動怒，可以從容不迫的處理問題，被看成是屬於擁有許多成功經驗人士的特質，但是如此「優雅」特質的背後，其實是需要有資本支持的。

當我們透過情緒管理的能力來決定人格特質的好／壞時，我們就將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所造成的差異，歸究到是個人的個性、能力缺失（例如輔導員一直強調的，要參與輔導課程的成員，必須理性控制自己的憤怒情緒），漠視其背後所經歷的結構困境（忽視了勞工階級遭受的經濟困窘壓力），也忽略了需要更進一步挑戰「情緒管理」乃是中產階級價值的委婉代名詞。

階級關係是動態的

那麼如果有一個人，他的職業是經理，也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那麼他是否就必然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呢？這裡我們必須說明，「階級化」乃是「相對比較」的過程，必須看此人，在什麼樣子的社會情境，透過跟誰比較的過程，才能被確認是屬於那個階級，換言之，「階級關係」並非是靜態的，而是會因對象與場域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阿忠（分居中，49歲，外商公司主管）與其他成員的確很「不一樣」。首先，阿忠是輔導員眼中對自己外表「負責」的人。每次上課，阿忠總是衣著乾淨整齊，Polo衫搭配休閒長褲。除此之外，阿忠曾在美國拿到碩士，從小家庭環境相當不錯，如同他建議：「在我們那個年代，要能到美國念個碩士，除了自己要很認真外，家裡一定也要能支持
⋯⋯」。

阿忠不太擔心被誤認為沒有用的男人，他成功的過去也弭平這類的疑慮。他很清楚這種自信與特質：「別人對我的印象是⋯⋯我有當主管的那種特質，就是要很認真，或者是要有自律性的那種特質⋯⋯其實我當主管那麼多年，甚至在菲律賓，我都不用打卡，原則上，我不需要⋯⋯」。

阿忠每次都很有技巧地陳述自己的意見。譬如，不像阿春每每情緒激動抱怨家暴法是「惡法」，阿忠在批評家暴法的不公時，懂得不偏頗地提供例子說明，輔導員就評論說：「因為阿忠受過的教育與學術知識，讓他在說話時，可以很有條理的把事情說清楚，也會比較公正、讓人接受他的意見，做到有效的溝通⋯⋯」。再者，當阿忠發言占去過多時間，或情緒過於激動時，他也會以通情達理的口吻說：「抱歉我又講太多了」或自省的說「我這邊說話太過激動了，真是抱歉」，也因此「合理」讓大家繼續聽他說下去。

然而，讓人欣羨的階級展演，有其場域上的限制。例如只有高職學歷的小張，雖然經濟條件很好，但是當他要模仿高文化資本的人時，有時候就會露出馬腳而受到挑戰。譬如當他企圖在課堂上引用韓非子時，他也問其他學員：「韓非子你們知道吧⋯⋯孔子的學生，那本書我看了一年多⋯⋯」，這時阿忠馬上質疑：「韓非子是孔子的學生嗎?」。又，當小張用畫家的比喻解釋櫻花樹的生意時，同時也告訴我們：「⋯⋯你們知道那個叫『泛德』的畫家， 來自產很多鬱金香的國家」，其實他是指梵谷。換言之，小張雖想藉由挪用文化資本，讓自己說話更有份量，但在挪用的過程，即便知道階級的遊戲規則，卻因對場域的不熟悉，仍會不經意犯規，因此可能落入「裝腔作勢」的窘境。

中產階級的阿忠，在文化資本的挪用過程中，一樣有場域上的限制。譬如，當阿忠試著向檢察官解釋，不是他故意違反遠離令，而是他必須到妻子住處接小孩和繳交大樓管理費時，檢察官並不採納他的說法，反而諷刺地問：「你書念那麼多，連字都不會看嗎?」。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法官不但輕易漠視阿忠個人的文化資本與教育程度，也因更因家暴的發生，質疑阿忠中產階級的正當性。中產階級的特質，雖讓阿忠在小團體裡如魚得水，贏得大家尊敬，但同樣的階級特質，卻在法庭上成為讓人詬病的把柄。阿忠也意識到家暴對自己的影響，即便他擁有不錯的事業與學歷，但只要被冠上家暴，就像隻被去勢的公雞，淪為別人眼中的笑柄。透過階級的「排外/排壞」條款，中產階級男人不會家暴，如果男人會家暴，那他一定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在否認阿忠階級屬性的同時，中產階級也繼續保有了自身的「純淨」。

開展工人的階級文化論述

階級的遊戲規則，是透過文化差異來呈現，不同階級的人，因為對於不同文化場域並不熟悉，因此要挪用該文化時，自然有其侷限，例如連勝文或馬英九要假裝跟菜市場攤販很熟，從他們的動作表情就可以看到其扭捏作態樣貌；同樣地，要一個從小聽台語流行音樂的人，某天晚上正襟危坐在國家歌劇院聽華格納「飛行的荷蘭人」，恐怕幾分鐘就會睡著吧！但是為何我們覺得某些文化就是比較有品味？比較高級呢？不要忘記，這些品味的比較，其實都是人為的，品味有高低之分，這根本就是個神話，而「神話就是把人為的事物變成是自然的」！

三位作者之一（猜猜是誰？），在他高三的時候，跟朋友去吃港式飲茶，那是他第一次吃飲茶，吃完之後、付了錢，櫃檯找了2塊錢，當時他突然心血來潮，想到電影裡頭的有錢人都會給小費，因此就留下這兩個銅板給櫃檯小姐，說要當小費，結果櫃檯小姐笑的花枝亂顫，口中念念有詞「小費2塊錢」。階級的污名化力道如此強大，使得不熟悉支配階級文化的人，雖然要努力倣效，但卻也經常落入露出馬腳，裝腔作勢、假仙的窘境。

這個階級（文化）再製的魔咒如何打破呢？過去十幾年來翻轉「台客」、「本土藝術」的意象跟論述，就是很好的例子。唯有工人階級自己發展出自己的階級文化論述，才有力量來對抗宰制階級所設下的品味標準，進而改變不平等的階級（文化）關係。

NOTE

1. 本文改寫自三人合著的文章：「男性家暴者的諮商經驗：階級差異如何再製」，台灣社會學刊，2014，第55期，頁227-273。

本文原發表於巷仔口社會學，轉載、引用規則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