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概都已經知道全球化加上資訊化帶來了加速的創新、即時的訊息、主動的學習，以及跨越地理疆界和世代的生活方式連結。順應這個所謂的大趨勢，我們同時卻也見識到，這個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某些面貌，正在快速的趨同、單一、表象化。於是，不知切確從何時開始，當下的競爭力成為我們警惕或砥礪自我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字，各種數量化的評量指標被標準化的用來檢視我們存在的價值，連希臘這個哲學發源地的文明古國，都很殘酷地被簡化形容為一個很懶又自私的社會，只因為某些數字代言了希臘。按此邏輯，希臘人應該無顏見其江東父老，甚而愧對歐盟與伸出援手的國際社會組織。

我們為什麼不信任政治人物？因為信任是有風險的。

距離太陽花學運也有好一段日子了，關於「網路策略」在政治層面的應用，網路文章可說是汗牛充棟，卻似乎沒太多人談論網路對政治世代交替「未來」可能會如何演變，大多人最後的印象可能都停留在「所以某某黨也要建網軍了」之類的印象；筆者有點擔心媒體過度頻繁使用「網軍」這個鄉民自娛娛人的戲謔性稱謂，反而讓大家忽略了背後所代表的問題有多嚴重：台灣主政者對網路認識之有限居然到這種程度ORZ，網路可是二十一世紀綜合國力的評比項目之一啊！如果還成天喊網軍，那就別再說年輕人懶惰不吃苦，一天到晚問為什麼台灣落後韓國了！

最近食品安全的問題引起消費者抵制，也帶出一個很常被忽略的問題: 消費者有沒有團結起來並影響市場的可能? 我們一般把消費看作是個人的經濟行為，認為在商場裡買東西全看個人喜好。消費社會學許多有趣的研究則發現，不管是選擇買哪一件衣服 （Miller, 2001）、跟誰去吃哪家餐廳 （Warde & Martens, 2000），或是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洗澡 （Martin et al, 2005 ），等等表面上個人的選擇其實都有社會制度文化與人際關係的影響。消費是社會行為，所以反過來看，許多研究也分析不同社會裡消費者如何組織社會團體，來捍衛消費者權益、改變市場運作甚至改變社會。

多元入學是台灣教改二十年來的升學制度上的主要改革方向，由於歷時已十數年，可說已不再是新的爭議。然而近日此話題卻再度成為社會輿論的爭論焦點，譬如「個人申請」被國教家長聯盟批評為「多錢入學」，社會名人則公開倡議舊日聯招制度要比現行多管道並行的入學制度來得好。確實，若採取申請管道來升學，學生們得費心準備審查資料，再加上報名費、交通費等，是需要一些成本。對經濟較不寬裕的學生與家長而言，這種制度難免讓人心生疑慮。

歷史課綱「微調」的問題從去年爆發至今，換了一任教育部長，爭議卻是有增無減。早在去年，就有數十位學院內的歷史學者共同連署，就課綱調整的專業性提出質疑，這已經是極為罕見之事；今年夏天，全台各地的高中生繼續串連發聲，表達他們對於自身受教權益的關心。

從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可以看出臺灣人民對國家主權流失的焦慮，同時，「臺灣的未來應該由臺灣人民決定」也越來越成為臺灣人民的普遍共識。年輕的學子可能已經不知道這看來如此理所當然的主張，在過往曾經被中華民國政府視為洪水猛獸，用力打壓。而今日臺灣人民的這項基本權利，仍在中國強硬的阻撓下，籠罩於陰影中。在此回顧提出這基本的政治人權主張、但已經被淡忘的一個政治運動：「臺灣人民自決運動」

「政府於2008年開辦國民年金，以期讓國民老年生活有保障」

每到了畢業季節，人生勝利組的校長或者老師們就會告誡社會新鮮人：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台大非發功校長還說：沒有那個實力，領22K都還嫌太多！面對這些人生勝利組的指責，社會上絕大多數的魯蛇（台灣有超過25％的勞動者只領19K的基本工資），也只能含淚默默地吞下這種指責。（有關魯蛇工資向下沈淪史，參考吳介民寫的工資時光機）

作者按：這是第三次以媽媽的身份為巷仔口寫文，謝謝小編接受我的母親節「卡位」。婚後堅持要做一輩子「梁小姐」的我，已經記不得有多少次以「澎澎的媽媽」介紹自己。這不是宣告梁小姐主體的消逝，而是對現在的我而言，媽媽的身份確實開啟一段嶄新的奇幻旅程。這篇文章的觀察來自我正在進行中的母職研究，以及自己和身邊朋友的經驗。謝謝慷慨和我分享媽媽經的妳們，願我們在愛中保有悠游自在。母親節快樂！

2014年春、台灣社會經歷一段學運與社運的市民社會發展期。在這過程中出現一些有趣的文化現象是值得探討的。部分的左派知識份子概括承受了「暴民」的唆使者或煽動者的指控（本文所指的左派知識份子，乃法式「intellectuel」之定義，特指實際參與社會事物的學者，並擁有捍衛公義與平等等左派思維之立場）。而其中「社會學」則被點名成唯恐天下不亂的禍源學問。社會系所的相關學生被質疑進入社會之後可能成為秩序的破壞者或搗亂者、家長們開始憂心自己子弟學習這種批判精神後將在社會被貼標籤、以及在腦中將被改造成偏激份子或憤世嫉俗。甚至社會系也被點名，被詢問他們是在「衝啥」？隨即（直到目前），左派知識份子們還忙於招架這些質疑、攻擊、、、。

從小成長於臺北萬華遊民的生活圈中，對於遊民除了一般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再加上親歷生活空間中的各種犯罪場景，對鄰里反對街友安置方案的情緒，感同身受，中學被騷擾的不愉快經驗，對於遊民社群的污名在我心中更形強化。隨著年齡增長，污名的陰影並沒有逐漸散去，反而更加擴大。從高中起，無名的自卑，我不願意讓同學知道我來自艋舺，一個充滿娼妓、遊民與黑道的底層社區。

基隆車站日前傳出，為了阻止遊民佔據座椅滯留車站，乾脆全部拆除候車室所有座椅，連帶造成許多等車的旅客無座可坐，只好席地而坐。除了基隆車站，運量龐大，三鐵共構的台北車站，週邊的台北國光客運車站，也都以減少甚至不提供候車座椅，以減少遊民的出入停留。但，拆除座椅真的就能解決車站的遊民問題嗎？

簡錫堦，《弱者的力量：台灣反併吞的和平想像》，臺北：我們出版社。新書介紹連結

在某次的家暴諮商中，輔導員對於某學員阿國說了這樣子的話：

「法治」（The rule of law）一詞在前一陣子（現在其實也是）可謂非常風行，每個人都朗朗上口，政治人物更是開口閉口主張法治是怎麼樣怎麼樣的，媒體與網路上也有許多關於法治的社論與批評，不過，大家都在喊法治，但似乎所說的東西有點不太一樣？舉一些例子：

一九九○年代末，台灣各地慢慢開始出現了一些「老街觀光地」，這些清領或日治時期以來的舊市街被重新修整後，像是三峽老街、淡水老街、大稻埕、安平老街等，都不負眾望地吸引了相當多的人潮。同時，自二○○○年代中以來，從之前以一個整體街區為主的聚集性經濟發展，轉向為單店的發展，改造老屋的消費設施更成為一種流行，從南到北，老屋咖啡、老屋民宿、老屋藝廊如初春新生的綠芽，遍佈全台，其中台南的林百貨的更生，更是老屋復活的象徵性指標。人們到爐鍋咖啡、南街得意、宮原眼科、正興民宿咖啡，也許是特地去觀光，也可能只是日常午後的一段休閒，「老屋」的意象成了台灣人心中一個可以被消費的理想像。這在九○年代以前，幾乎是難以想像的事。

今天看著學生佔領立法院時，內心很是激動，想著我們這一代所經營的台灣，竟然爛到要讓年輕世代來抗議，過去三十年到底是怎麼發展出現在的樣子啊？

自從2012年以來，一部以中國宮庭權力鬥爭為題材的《後宮甄嬛傳》在台灣上映，其中一句台詞「賤人就是矯情」成為了流行的用語。有鄰居起糾紛，用這句話來罵人，結果被法院判要罰錢，足部按摩業者也以「健人就是腳勤」當做廣告宣傳。立法委員更擔心這句話會「教壞囝仔大小」，要求電視要主動消音。似乎這句台詞講出來很多人的心聲，許多令我們感到厭惡的人物，往往是虛假作做，言談之中，完全沒有一點真誠流露。舉個例子來說，在三○九全台二十萬人走上街頭要求反核之後，行政院長的回應是「很感動，因為這是一種成功的公民參與」。你看看，政治人物可以一手捍衛被受質疑的核四工程，一手用「鳥籠公投」來坑殺反核民意，嘴巴上還可以說感動，這樣還不夠矯情嗎？

1994年的夏天，由吳念真初執導演筒的電影《多桑》（日語「父親」之意），排入父親節的戲院檔期，於8月6日正式在臺灣上映。這是一部從兒子的眼光重現父親人生的傳記式電影。從小到大，吳念真一直叫父親「多桑」，因為父親出生於日治時期（1895-1945），只會說台語和日語；他總習慣對別人說：「我是昭和四年（1929）生的。」這部電影是臺灣解除戒嚴、威權統治逐漸鬆綁後，才有機會出現的作品；在國民黨政府自日本手中接收、統治臺灣將近五十年後，觀眾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了對日本統治抱持懷念之情的、老一輩臺灣人的身影。那一年，我已經是就讀歷史系的大學生，卻初次在電影院看到令我感到陌生且疑惑的「多桑」，發現從小自學校教育習得的歷史框架裏，沒有、也容不下「多桑」這類臺灣人的存在。